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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时间:2019-03-07   所属栏目:月下独酌   点击:

  ——论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提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基于此,儒学在历史上的向上向美之功,在今天的继承与发扬之法,本文在此概说一二。

  (一)儒学在历史的发展

 

  儒家文化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并非生而高贵,它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和验证过程,尤其是经过了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才形成了今天的儒学风貌。

  首先,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开创和战国时期孟子的完善,在先秦时代确立了早期儒学。孔子学术的核心思想是“仁”,他首开私学、传道授业,虽然也曾在故地鲁国为官、虽然也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以图宣扬治国理念,但在生前,他的学术思想于政治上并未成功施行,此时的儒家学说,只是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术门派,陈述一家之言而已。所以孔子生前最伟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以及培养了弟子三千,使儒学拥有传承衣钵的学生、具有将学理发扬光大的基础,这是儒家教育远远高明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朽之处。自孔子后,儒学经由曾子、子思等人而传至孟子,孟子继承着孔子“仁”的正统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仁政”理论,孔孟思想于此时形成了儒家道统,在诸子百家中蔚然大观。

  孔孟儒学,虽由孔子、孟子以毕生之力奔波于各国朝堂及讲堂传播,终究也只是文化个体的民间行为。而汉武帝时期的学者董仲舒,比较诸子的得失优劣、崇尚儒家的治国之道,认为理政治国、育民教子,以遵循儒学为佳。所以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进而将儒家思想提升为治国纲领、推广为正统学说。儒学自此时起,真正将学术与政治联系到一起,将为学与治国联系到一起。这是儒家学说经过进一步的吸收、阐释、发展,开始了儒学的政治化。

  第三个重要阶段,是宋代程颐、程颢、朱熹等儒学大家经过选择性地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而形成了理学体系。尤其是朱熹,为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注释,使这四部书成为官方钦定的“四书”,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这就将儒学益加巩固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但凡读书人,必读儒家经典;但凡举子,必为孔门弟子。至元代,蒙古族统治下的中国虽一度废除科考制度,但知识分子并未就此废弃儒学的教化,及至明清两代的科考,必从儒家“四书五经”中选题、必以八股文形式解题、必依朱熹《四书集注》而“代圣人立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于思想领域的一统天下达到极致。

  在程朱理学之外,宋明时期还发展出了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知行合一”,是“致良知”之学。继承心学的大儒很多,他们学以致用、成就不凡,比如明朝赫赫有名的一代首辅徐阶。

  清末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于理学、心学皆有吸收、遴选和发展、应用,并且真正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修己达人,经世致用,武能治军,文能安国,被评为是清代“中兴第一名臣”,更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而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曾国藩:“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自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学者将西方思想辩证吸收进本土儒学,在这种思辨之中,产生了新儒学,“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

  以上是儒学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二)儒学在社会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由民间学派上升为官方指定学说,由一家之学完善为社会主流思想,后又经“五四”时期以来的西化思潮与批孔运动冲击,渐渐式微至人们心目中的腐朽旧说。其实,儒家思想长久以来被认作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是有其充分必要性的,也是经过了历史严苛的检验。

  首先,从个人层面看,儒家学术理论,是一种最容易去践行的指导思想。儒家提出的理想虽高远,但实践方法十分朴素,所谓“道不远人”是也。比如《论语》开篇一句“学而时习之”,学到了知识还要去践行它,这样简单易行的理论就是孔子对门生修习君子之学的教导——学以致用,这种理论高深难懂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当下做起、都有章可循的吗?

  再比如对于“爱”的践行,墨家的“兼爱”观,认为爱无等差,博爱天下应当等而视之。然而这种理想虽然高尚,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实现,人们怎可能做到对亲人、对陌生人都报以同样的爱呢?相比之下,儒家告诉人们“泛爱众,而亲仁”,作为仁者,虽然广泛地爱护众人,但是首先亲近仁德的人,这就有了先后顺序、有了主次亲疏之分,使人能够照着入手去做。

  再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及”字,就提出了一种由先爱自己的老幼亲人、再以此为参照去推己及人地爱别人的老幼亲人这样一种推衍性,儒家的爱有等差,正是说明了一种美好理论的可操作性。

  而儒家的“八条目”更是具体,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地设定出了内修己身、外治家国的步骤和方法。可以说,儒家学说,真正实现了以文化人的教化作用,是中国君子养成的成功学典籍。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是一种提倡入世的、有为的、积极投身社会的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佛家的看破红尘相比,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鼓励莘莘学子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贡献自我,可以说,儒家从创立之初,就始终是在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这种人才,是“常以天下为己任”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

  就拿中国本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儒道两家对照来说: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而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崇尚个体意志、追求超脱世外,儒家推崇集体精神、担负家国天下。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是为构建仁爱社会、和谐社会、礼乐社会、大同社会而奔走呼号的行者。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儒道两家角色的分化:面对社会的乱象,老子一骑青牛西出函谷关独善其身逍遥世外,而孔子领芸芸弟子驾车奔劳周游传道,不顾己身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就是儒者,他们也许是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理想,虽“人不堪其忧”,但是“不改其乐”!儒者为学,为自强不息、报效社会;儒者为人,是推己及人、修己达人;儒者为事,愿为国为民、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