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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大陆新儒家与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

时间:2019-06-23   所属栏目:月下独酌   点击:

  “公羊学”,一般读者看到这个名词,可能会下意识地以为是一门和养猪、放牛鼎足而三的畜牧技术。实则,这是传统儒学当中的一个支流,指的是对“十三经”中《春秋公羊传》的注疏和诠释学,属于“今文经学”的范畴。我们熟悉的“大一统”“通三统”,以及“天人感应”等概念,均来自汉代公羊学(董仲舒、何休)的理论架构。这一绵延千年的儒学支流,在清代特别是晚清忽然大放异彩。

  如果说乾嘉时期的常州今文学派(庄存与、刘逢禄)是对前所未有的统一多民族帝国政治现实所作出的思考【详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那么晚清今文学者魏源、龚自珍特别是康有为,就是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时,试图从传统学问内部重新发掘思想资源而作出的理论回应。康有为“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正是这种巨大的思想张力和立法冲动,使得康有为开辟了无人能出其右的原创政治哲学,也成为了今天一批“新儒家”学者试图不断“回到”的理论宝库。

  今年恰逢康有为逝世90周年,而国内的“新康有为主义”思潮方兴未艾。本期推送,我们通过张旭老师的长篇论文,一同了解这一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的来龙去脉。

  大陆新儒家与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

  

张旭:大陆新儒家与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

  张旭

  

张旭:大陆新儒家与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

  

张旭:大陆新儒家与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

  张旭,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多年开设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广受学生欢迎,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神学、当代法国哲学等,著有《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帝死了,神学何为?》《礼物》。

  本文发表于2017年第6期《文化纵横》

  感谢张旭老师授权活字文化发布!

  最近十年间大陆悄然兴起了一种既有一些政治保守主义色彩又有文化保守主义基调的全新思潮:大陆新儒家及其政治儒学。[1]

  “大陆新儒家”的称谓被提出来最初是为了有别于以张君劢、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李明辉等为代表的两、三代的“海外新儒家”或“港台新儒家”的。[2]大陆新儒家判定港台新儒家是一种心性儒学,他们以“政治儒学”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相抗衡。

  大陆新儒家最新的一波潮流我称之为“新康有为主义”,其代表人物有上海同济大学的曾亦、北京大学的干春松和清华大学的唐文明等,三位学者都集中于晚期康有为研究,共同关注辛亥革命后晚期康有为的“批判共和”与“保教立国”的保守主义思想主题,不仅展现出与上一两代的康有为研究学者(萧公权、汪荣祖、黄彰健、李泽厚、汤志均、朱维铮、房德邻、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等)极为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史叙事框架,而且也与上一代的“大陆新儒家”(如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人)的思想姿态和政治关切迥然有别,代表了当今大陆儒学研究和儒家群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这一主张“回到康有为”的充满论战性的儒学思潮一问世就挑起了各个方面的争议。澄清这新一代“大陆新儒家”群体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他们所坚守的基本原则以及他们自己是如何在与大陆左派和自由派以及港台新儒家的论战中自我定位的,不仅有助于理解他们在思想论战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和风格,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大陆新儒家兴起的知识场域和思想氛围。

  一、政治儒学追求在政治哲学上重建现代儒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中,儒家只是作为传统文化热潮中的一个“文化传统”与其他各种文化等量齐观,并不具有比佛教、道教、基督教文化或者敦煌学、藏学之类研究更突出的地位。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潮流中,儒家获得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力,不仅成为与自由派和左派相抗衡的一种社会思想力量,而且也成为国家打造文化层面上的“软实力”的基础。[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涌现出来的。

  九一一之后整个中国学界有一个从“社会理论”到“政治哲学”的急剧思想转向。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转向,不是九十年代就已经引入到中国学界的罗尔斯、伯林、哈耶克和哈贝马斯等人那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而是二战间移居美国的德裔犹太人施特劳斯那种古典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正是施特劳斯这种问题意识鲜明的政治哲学激发了新一代大陆学者重新理解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政治哲学内涵。大陆儒家学者经受了本世纪头十年政治哲学转向的冲击,一种新的“政治儒学”范式取代了九十年代的“社会儒学”或“公共儒学”,成为当今重建儒学最有活力的方向。

  九十年代的社会儒学或公共儒学力主儒家介入社会生活并“力行”实践,有助于矫正心性儒学过于高调又过于自闭的道德主义,有助于克服心性儒学和文化儒学那种“亢奋但不生育”的“道德理想主义”。

  力行派认为学院派在大学里搞“哲学化的儒学”和“专业化的儒学”是一套知识人自说自话不接地气的文化生产,无力去承担传统儒学主张的事事关心、兼济天下的抱负,是没有指望的。儒家的生长点和生命力在学院之外,在民间,在社会中。只有在社会中积极推行儒家的道德价值、文化教育、文明习俗,积极参与底层的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时也要个人切实践行儒家的工夫修养和家庭教养,儒家才能不再是“博物馆活化石”而成为活生生的存在。

  政治儒学认同儒家要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践行儒家之道的诉求,但儒家更要在最高的理念层面上追求在现代国家政治、政制建构、文化价值和民族文明中实现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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